文│初潜逸丁

大侠千古，满屏刷“金”。偶然翻到1987年9月21日《天津日报》刊登的电影广告及鸣谢公告（上图），发布方为《江南书剑情》《戈壁恩仇录》摄制组，明眼人一看即知，这分别是同一部电影的上下集片名。内地影人首度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快要上映啦！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并不算长的鸣谢名单里，竟有“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市工商银行和平区办工业信贷科”、“天津市西郊区农业银行李七庄营业所”、“天津市河北区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单位。至于当年的银行、保险公司究竟给摄制组提供了怎样的金融服务，是赞助，是贷款，还是融资？38年过去了，如今已无法查考，但是银行将服务影视制作归口“工业信贷科”，似乎可见那时的银行人已经萌生了接轨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的初始概念。

《江南书剑情》海报

说起这部遵照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改编的上下集银幕巨制，却有不少故事。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金庸小说基本通过大量的盗版书籍、小报杂志等媒介传播到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热，而正式引进却与天津有缘：一是小说《书剑恩仇录》被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再是同名电影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当时，天津电影制片厂正由科教片厂转型为故事片厂，意欲投拍炙手可热的武侠片来打一场经济上的“翻身仗”，因而将目光瞄准了大红大紫的《书剑恩仇录》，并获得金庸先生的首肯。虽有政府、银行、企业等保驾护航，但影片的筹拍过程却是一波三折。1984年，刚挂牌的天津电影制片厂打算和香港一家影业公司合作，邀请因拍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而声名大噪的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然而筹备当中李翰祥与影业公司理念不合，发生矛盾，天津方面只好改请刚因执导《投奔怒海》而荣膺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许鞍华；起初金庸应允亲自撰写剧本，可是后来拿到的“剧本”只是故事大纲，没辙，赶紧另起炉灶搭建创作班子，也就成了报纸广告里的编剧署名“许鞍华、郭凤岐、秦洗心”；剧组原想邀请“流量小生”郑少秋饰演乾隆皇帝，他曾参演过电视剧版《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怎奈何巨额片酬吓退了天津电影制片厂，转而请出内地“戏骨”达式常……几经折腾，1986年3月剧组在苏州开机，跑遍了江苏、浙江、上海、新疆、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于苏州拙政园、杭州六和塔、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故宫等古迹实景拍摄，1987年初春时节在天津红桥区杀青。内地自然风光的巧妙叠现，拳拳到肉的武打动作设计，较之当时纯港式武侠电影大异其趣，倍添诸多看点。进入影院放映前，由于片时所限，只能分为上集《江南书剑情》和下集《戈壁恩仇录》两部，前赴后继登陆银幕。

《戈壁恩仇录》海报

其时中国电影已步入市场经济，“赚钱才是硬道理”，票房系衡量影片受欢迎程度及制片方盈利状况的重要砝码。令人叹息的是，因整部电影“一拆为二”的先天不足，市场营销策略也不对路，两部影片逐月上映之后票房大受影响，卖座只有区区几百万元，几乎血本无回。这对一心仰仗“金庸IP”打响头炮的天津电影制片厂来说，不啻当头一棒！未知鸣谢名单里一连串的金融单位面对“票房成绩单”，该是何种心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另一家得到金庸授权先期预热出版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惊喜。1985年4月，《书剑恩仇录》付梓，首印50万册，定价4元，毛收入达50万元，需支付给金庸先生版税5万元。金庸乐善好施，将所赚5万元版税全部捐献，他在给百花出版社的一封信里表示，版税中的1万元给天津电影制片厂作拍摄基金，2万元赞助北京围棋协会，2万元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给所有员工发放福利。那时候，2万元可是一笔巨款啊，百花出版社100多人，据说每人做了一套毛料西服。不管怎么说，银行聚集其融资渠道的优势支持国产电影拍摄制作，在30年前确乎有着“摸石子过河”的探路意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也与上影集团牵手合作，为其拍摄《红河谷》、《燃烧的港湾》、《少年雷锋》等一批主旋律影片提供专项贷款扶持，取得了较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金融风云变幻，但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崛起已引起主流行业的高度重视，资本依旧青睐电影行业，银行界依旧看好电影业的发展趋势。若干年后，冯小刚拍摄战争题材巨制《集结号》时，即向银行借贷5000万元。无独有偶，工行北京分行更具大手笔，2009年曾向国内民营电影“大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放项目贷款1.2亿元，受到“宇宙行”信贷支持的4部电影包括吴镇宇自导自演的《追影》、陈国富与高群书联合执导的谍战片《风声》、徐克的武侠片《狄仁杰》和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不同于传统信贷担保方式，报载此番工行放贷是通过电影版权财产的质押担保以及个人连带保证担保，来约束核心产品及经营风险，并通过监控贷款用途和监管票房收入，实现收支两线的“封闭管理”，而“打包”4部电影则可使影片间的各项收入“以丰补缺”，最大程度上平衡单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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